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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

2016-04-08 12:08:11　浏览：25565

王世英(1905～1968)，字子杰，洪洞杜戍村人。民国十年(1921)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十三年，因参加反对阎锡山当局的抗税运动，被校方开除，并被列为“共嫌”追捕，他越墙逃走，到河南开封考入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的学兵营。十四年(1925)2月由刘天章、高维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次年2月转入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11月黄埔军校毕业后，由中共组织分配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三中队任分队长和中共支部委员。十六年(1927)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中共代表办公室主任。4月初，为搞农民暴动，奉派到广州买手枪，归途中，被叛军抓捕入狱。保释后先后任叶挺师连长、河南十九军高桂滋部营政治指导员、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杨虎城部冯钦哉师参谋。十七年(1928)4月8日，化名王敝在皖北亳州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被通缉。后回故乡暂避。旋赴北平接上党的关系，被派往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次年5月，第三集团军部派其到山西卫生团任政治部主任，开展反蒋活动。9月在北平被警备司令部逮捕。保释后于十九年(1930)1月应邀再回晋军任职。民国二十年(1931)2月，经人介绍在杨虎城部严沛霖团任副营长。同年秋，到上海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刘仲华找到党组织，经考察后被派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中共地下情报关系。在他努力下，不少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复兴社、中央党部、外交部、立法院、铁道部、军校、铁甲车纵队，以及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等，建立起中共情报关系和外围组织。二十二年(1933)2月，因身份暴露，奉调回上海，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部工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为冲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封锁，王世英多次派人去做国民党老党员、江西德安专署专员莫雄的工作，并在德安专署内和南昌市建立联络点，在九江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建立了交通站。同年初，他介绍吉鸿昌和宣侠父恢复党的关系，帮助吉鸿昌组织反帝同盟。二十三至二十四(1934～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破坏后，于二十四年(1935)7月转到天津，并掩护了500多名在外地无法立足的党的干部。不久，调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次年2月到西安，与杨虎城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秘密谈判，达成4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事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事后，杨虎城给王世英和汪锋500元路费，送他们去陕北。当时红军已东渡黄河，王世英从瓦窑堡赶到山西前线，向党中央汇报了白区工作和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王世英与杨虎城的谈判很满意，表示同意王杨协议。此后中共组织在十七路军的3个军部都设立了交通站，中共人员穿上十七路军军服，出入方便，军用品及其它物资都可以自由通过。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半年，王世英获悉宋哲元既想抗日，又想保存实力，便通过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中共党员)向宋哲元传达中共意见，希望他抗日，王世英建议宋哲元实行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方针，当日军侵犯时，先发制人，占领山海关，缩短防线，可以迫蒋抗日。宋对其建议很感兴趣。随后，王世英还派靖任秋到宋部任情报处长，以便随时了解宋哲元的情况。“七七”事变后，王世英到太原接替彭雪枫负责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工作。其间，他在国民党西北军和地方势力中，广交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扩大中共影响。在他领导下，编印《情报三日刊》、《广闻通讯》供中共中央参阅，为中央收集了大量重要机密情报。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王世英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8月，陪同朱德总司令到吉县拜访阎锡山，双方商定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地设立第十八集团军联络，朱德当场指定他任处长，阎亦同意。10月任八路军驻第二战区联络处主任。“十二月事变”后，王世英面见阎锡山，陈述团结抗战和反共倒退的利弊。民国三十年(1941)11月，阎锡山与日军频繁勾结，他再次向阎面陈中共的抗日主张。王世英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在阎锡山的核心部门安排了中共党员，以收集情报。 民国三十一年(1942)初，奉调延安参加整风。康生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反特扩大化。王世英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写报告，请中央纠正“左”的错误。此事触怒康生，在杨家岭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公开诬陷王世英是“大特务”。一次，毛泽东见王世英问道：“听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笑着说：“说我什么都可以，过十年后再看，十年之内可以做出点工作成绩吧!到那时再看王世英是不是特务。”毛泽东听后鼓励他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 民国三十四年(1945)4月，王世英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专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2月，参加中共和谈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三十五年(1946)停战协定签字后，奉命到徐州建立军调部三人小组。不久，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三十七年(1948)9月参与策动国民党第三十军黄樵松部起义。三十八年(1949)1月任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警备副司令员、中共天津市委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第一副书记、统战部长等职。1954年，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长。1958年，因身体状况主动辞去省长职务，调北京任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同年夏，到晋南搞调查，向中共中央上书《晋南观察报告》，主张棉花生产和其它农业生产都应包产到户，对劳动致富的农民不要管得太严，不要“鞭打快牛”。王世英对处在逆境中的干部非常关心。黄克诚、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反党联盟”成员后，他经常主动登门谈心。康生诬陷国家进口贸易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被关进监狱，王世英向康生当面说明情况，康生不予理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给王世英扣上“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等帽子。从此，遭到残酷批斗和折磨。1968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在北京去世。1979年初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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